习： 大概到了1973年，我们又集中考学，正如你所说的那样，像我这样家庭背景的人在当时是不可能被录取的。后来我又去冯家坪公社赵家河大队搞社教。搞社教很有意思，我当时是团员，不是党员。县团委书记也是北京知青，清华附中的，他把我拉到他负责的赵家河大队后说：让你在这里“整社”，你就整吧，整得怎么样我都认了；整好了算你的，整坏了算我的。我那时候才20岁。赵家河大队在整社中换了30多岁的当支部书记。那个村整得好，群众也信任我，要求留我在村里工作，而我插队的梁家河大队也要求我回去工作，县里同意我回梁家河大队工作。要留在村党支部工作，就有个是不是党员的问题。我已先后写过10份入党申请书，由于家庭的原因，都不批准我。这次公社又将我的入党问题交到县委去研究。县委书记说，这个村姓氏矛盾复杂，本地人很难处理得好，确实需要他回村里主持工作。他爸爸的结论在哪儿没有，不能因此影响他入党。所以就批准我入党，并让我当了大队支部书记。

　　在此之前，入团也费尽了周折。申请书前后写了8份。第一次写完入团申请后，我把大队支部书记请到我的窑洞来，一盘炒鸡蛋，吃俩个热馍。吃完后我说，我的入团申请书您该递了吧？他说，我怎递？上面都说你是可教子女。我说，什么叫可教子女？他说，上面说你没划清界限。我说，结论在哪?一个人是什么问题，得有个结论。我父亲什么结论？你得到哪个中央文件了？他说，真没有递，那就往上递。从公社回来之后，他说，公社书记把我骂回来了，说我不懂事，这样的人，你还敢递？我说，我是什么人?我干了什么事?是写了反动标语，还是喊了反动口号?我是一个年轻人，追求上进，有什么不对?我毫不气馁。过几天，又写了第2份申请，请支书又给递上去，就这样一直写到第8份。我那时候已没有一些人那种凄苦之感，或者是一种自卑之感，只是一个感觉，就是党内、团内好人越多，坏人会越少，不入白不入，除非你不让我入。当写到第8份时，终于批下来了。当然，这是在我进一步得到公社团委书记的支持后才批的。团委书记到我那里，跟我聊了5天，最后就成为“死党”。后来也就是他在接任公社知青办主任后，一手把我的“黑材料”付之一炬的。那次，他把我拉到一个小山沟的青石板上坐下，说，我把你的所有“黑材料”都拿来了。我说，“黑材料”拿来有什么用?他说，烧了吧！我说，你敢（干）掉脑袋的事。他说，怎不敢，我看这材料是你学校寄来的。因为我那时是中学生，我的材料不是八一学校给的，是中央党校写的，因为当时我母亲在中央党校，“文革”中我们家被抄之后，搬到党校里去。到党校后，因我有一股倔劲，不甘受欺负，得罪了造反派，有什么不好的事都算在我身上，都认为我是头，我就被康生的老婆曹轶欧作为“黑帮”的家属揪出来了。那时，我15岁都不到。他们说，你觉得自己的罪行有多重，我说，你给我估计估计，够不够枪毙?他们说，枪毙够100次了。我想100次跟一次没什么区别，都100次了还怕什么?但是，当时连送派出所，只是在威胁我，说专政机关对你实行专政，再给你5分钟。之后，念毛主席语录，天天晚上熬夜。我说，我只要在哪能睡觉就行，别管去哪。我被送到派出所门口就又被拉回去了。后来决定送我去少管所，当时少管所设有“黑帮”子弟学习班。在要我去的时候，床位满了，大概要排到一个月才能进去。就在这时候，1968年12月，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于是马上到学校报名上山下乡，我说，这是响应毛主席号召。他们一看，是到延安去，基本上属于流放，就让去。

　　经过许多的周折——“文化大革命”的周折，上山下乡的周折，最后，这个村居然需要我，离不开我，我当时的感觉是在农村好，如果当个工人或当这个、那个，越是这些地方“文革”搞得越厉害，少不了天天要挨批判。在陕北农村也要搞大批判，批刘少奇、邓小平在西北的代理人’，“彭、高、习”和刘澜涛、赵守一等，“彭、高、习”即彭德怀、高岗、习仲勋。搞大批判还是由我来念报纸，当地有几个识字的，天天念得司空见惯了，也无所谓了。但当地的老百姓非常理解，毕竟是我父亲过去的根据地所在。我父亲那时是“陕甘边”的苏维埃主席，当时才19岁。有这个背景，就有很多人保护我、帮助我，再加上我本身也比较坚强，就这么过来了。

　　杨： 您在前面讲，7年上山下乡的经历使您获益匪浅，请您谈谈最大收获是什么？

　　习： 我的成长、进步应该说起始于陕北的7年。最大的收获有两点：一是让我懂得了什么叫实际，什么叫实事求是，什么叫群众。这是让我获益终生的东西，现在我还受益于此。刚到农村的时候，经常有要饭的来，一来就赶，让狗去咬。因为当时在我们这些学生的概念里，要饭的都是“坏分子”、“二流子”，不知道当时那里“肥正月、瘦二月，半死不活三、四月”，家家都是“糠菜半年粮”，老婆、孩子都出去讨饭，把粮食都给壮劳力吃，让他们忙春耕。这些东西是在农村生活了一段才了解的。看看当时的中央文件与当地实际的差距，有很多感慨。二是培养了我的自信心。常言说，刀在石上磨，人在难中练。艰难困苦能够磨练一个人的意志。7年上山下乡的艰苦生活对我的锻炼很大，后来遇到什么困难，就想起那个时候，在那样困难的条件下还可以干事，现在干嘛不干？你再难都没有难到那个程度。一个人要有一股气，遇到任何事情都有挑战的勇气，什么事都不信邪，就能处变不惊、知难而进。

　　杨： 您是怎样从农村上大学的？

　　习： 我那时一边当着村干部，一边总想着有机会上学深造一下，因为读书确实读得太少了。这与我理想的目标并不违背。那时候报大学，清华有两个名额在延安地区，一个分给延川县。我3个志愿都填清华，你让我上就上，不让我上就拉倒。县里将我报到地区，县教育局领导仗义执言为我力争；清华来招生的人不敢做主，请示清华。这又是一个机遇。1975年7、8、9三个月，正是刮所谓的“右倾翻案风”的时候。迟群、谢静宜都不在家，刘冰掌权，他说，可以来嘛。当时，我父亲下放到洛阳的耐火材料厂。耐火材料厂开了个“土证明”：“习仲勋同志属人民内部矛盾，不影响子女升学就业。”开了这么个证明，就上学了。走的时候，当地还剩下的一些知青都特别羡慕我。那些知青也都没得说，一恢复高考，都考上了学，还都是前几名。

　　在这一批知青中，出了不少人才。1993年我应邀回去了一次，当时我是省委常委、福州市委书记。延安行署专员给我讲，你们知青来了2万9，号称3万。现在出了省、部级干部八个，厅、局级干部大概二、三百个，处级干部有三千多个，这是一笔大资源。在8个省部级干部里头，我了解的有王岐山，他现在是广东省常务副省长。此外，还出了一批作家，像陶正，写《魂兮归来》、《逍遥之乐》，他是去延川的知青。还有路遥，他是延川的本地知青，写了《人生》。还有个作家叫史铁生，写了《我那遥远的清平湾》，这个清平湾就是过去他插队的延川县关家庄。另外出了一批企业家。前几年，延安搞了一次聚会，大概回去了上千人，拖儿带女的——让下一代去体会一下，还拍了个片子，他们送了我一套。上山下乡的经历对我们响是相当深的，形成了一种情结——叫黄土地情结。在遇到困难时想到这些，就会感到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要像爱自己父母那样爱老百姓，为老百姓谋利益，带着老百姓奔好日子。

　　杨： 人生关键是要有一种信念，就是他很清楚人生目标是什么，他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这样，不管什么时候，他都不走邪路。

　　习： 你说的很对。人生的道路要靠自己来选择。如何选择一条正确的道路，关键是要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否则，环境再好照样会走错路。

　　杨： 据我知道，你们这批知青现在仍然非常关心、挂念那里的黄土地，您和大家都尽力为当地的群众、为促进那里的经济发展办了不少事。

　　习： 我插队的那个村不通电，我走了以后帮他们搞了个变压器，通了电。前几年，又帮他们修了小学。1999年，又修了桥。这些都不是我出钱。有的是我介绍去的帮扶项目，有的是我给当地领导说说，引起重视后解决的。我在的那个村绝对是个贫困村。延安养育了我好几年，为延安老区农民做点事，是我们应该做的。

　　杨：我们注意到在今年１月召开的福建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期间，省内新闻媒介报道说您在作政府工作报告中讲到“必须使每一位政府工作人员都牢牢记住，人民政府的权力来源于人民，必须代表人民的利益，必须为人民谋福利，切不可忘记了政府前面的‘人民’二字”时，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还报道在大会结束时，您以高票当选为省长。我想，这既是全省人民对您的信任，也是人民群众对您过去所做工作的认可。请问您对此有何感想？

　　习： 对于我们共产党人来说，老百姓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我们必须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党和政府的一切方针政策都要以是否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最高标准。要时刻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时刻将人民群众的衣食冷暖放在心上，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想问题、干事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像爱自己的父母那样爱老百姓，为老百姓谋利益，带着老百姓奔好日子，绝不能高高在上，鱼肉老百姓，这是我们共产党与那些反动统治者的根本区别。封建社会的官吏还讲究“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我们共产党人不干点对人民有益的事情，还说得过去吗？

　　杨： 好。谈得非常有意思。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原载《中华儿女》杂志2000年第7期“省部长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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