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这些年有这么一个问题，就是有些干部容易产生刚才你说的“烧三把火”、“踢前三脚”，做成一两件事后就走人的倾向。说到滴水穿石的精神，我访问过不少地方，很少有人这样想。大家都想大干快上，在短期内就把这个地方搞好，在一些人中就出现了急功近利的倾向。因为在许多人看来，干部成功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升职，只有搞出来政绩才好升职。您对此如何认识？

　　习： 升职只是一种表象。这种表象如果不失真，是衡量干部本人事业是否成功的一个方面标志。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干部的升职，可以反映出上级和群众对他的综合肯定。但是，也必须看到，仅凭升职并不能完全真实地反映出干部本人的全部情况。因为目前我们评价体系还不是很完善，考察识别干部又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工作，受主客观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难免会在考察评价干部方面出现一些失真现象。在用干部方面，我离开一个地方以后，都要回顾一下，总结一下，感到也有用错人的时候。在用错的人中，既有看不准的好人，也有看不准的坏人。因为在他的表现里，某一政绩和暂时的一种进步与他的动机的内在联系，有的时候还不能很清楚地联结起来，凭一时的政绩和表现来选拔干部，就有可能会用错人。所以，无论从组织还是从干部个人来讲，都不能将升职作为评价干部工作优劣和事业是否成功的根本标准。

　　杨： 我对您的经历不是太了解。在您从政20多年的生涯当中，是不是不像有些人那样把升职作为最高目标，而是把做事、做人作为基本追求？

　　习： 是的。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实际上是一个人生座标怎么定的问题。在从政之前，我曾冷静地考虑过这个问题。因为我认为在第一步跨入政界之前，首先要在思想上弄清楚两个问题，这就是你要走的是什么路？你所追求、需求的是什么？我当时对自己定了这么几条：

　　一是要立志当“公仆”，做大事。熊掌和鱼不可兼得，从政就不要想发财。正如孙中山讲的，要立志做大事，不要做大官。你如果想发财，现在合法致富的路很多，那种合法致富既发财又光荣，将来税务部门还要给你授奖，因为你促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而你既要从政，又想发财，就只能去当让人指脊梁骨的赃官、贪官，既名声不好，又胆颤心惊，总怕被人捉住，最后落个不好的下场。所以，要从政，就是一种事业的追求，就得舍弃个人的私利，不能什么好处都想得。一个人也许一辈子成就不了什么大的事业，但最起码他是两袖清风，一身正气。

　　二是在从政的整个过程之中，不要把个人的发展、升迁作为志在必得的东西。因为这是不可能的，没有这种公式，没有这种规律。升迁并不是因为你这个人有多大本事，或者你这个人有多大背景，就可以必得的。本事也罢，或者是强烈的责任心、非凡的智慧也罢，它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而且它还要和当时的天时、地利、人和条件相配合，看哪一个起主要的作用，哪一个起配合作用。这些都不是一种定数，不是用数字可能推算出来的。譬如讲，你要想当将军，首先必须能够打胜仗，只打败仗的军人非但当不了将军，还有可能会出师未捷身先死。同时，你具有了打胜仗的本领，也不可能天天有仗打，特别是在和平时期更是如此。有了仗打，就有了机遇。这也就是说，只有你将机遇和成功的要素集于一身的时候，你的追求才有可能实现，这是很难的。如果你主动去追求，终生不得志，将会很失望、很痛苦的！这就要对升迁问题怀平常心，像古人管子所说的那样，“不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不处不可久，不行不可复。”

　　三是要有不怕艰难险阻，持之以恒干工作的准备。从政是一条风险很大、自主性不是很强的路。尤其是受了挫折以后，一些人极容易产生自怨自艾的想法：我为谁啊，我这么干还要受到这么多的冷遇，这么多的不理解，何必呢！一些当时跟我们一起从政的人就因此而离去了。在一个地方干下去，只要你坚持下去，最后都会有所成就。成功的规律就是一以贯之地干下去。所以，既然走上这条路，那你不论遇到多少艰难险阻，都要像当过河卒子那样，拼命向前。我的从政道路中也有坎坷、艰辛、考验和挑战，没有这些是不可能的。

　　原标题：习近平：我是如何跨入政界的

杨： 听说您原来在中央军委机关工作，所处的工作环境和工作岗位可以说是许多人可望而不可求的，当初您为何要做出下到地方基层工作的选择？

　　习： 我是从中央军委办公厅下放到河北正定县的。到河北后，地委书记谢峰同志找我谈话，那是一位非常朴实的地委书记，解放初，20多岁就当了张家口地区专员，后来任河北省省长。我说，你对我有什么要求？他说，“既然你能下来走这步路，我想我就不必嘱咐了，你也不是那种草率从事的人。我就嘱咐你一条，就是你当年在农村之所以干起来，那是因为你置于死地而后生。我听了你的经历，你当时被打成‘反动学生’，最后像‘四类分子’一样下到那里，举目无亲，你是华山一条路，必须走下去，也可能这样你就成功了。但现在你不同了，你是本人选择下来的，人家可能不会理解。”

　　当时，确实有许多人对我的选择不理解。因为我在到河北之前是给耿飙同志当秘书，他当时是国防部长，又是政治局委员。他说，想下基层可以到野战部队去，不必非要去地方下基层。那时候从北京下去的人，实际上就是刘源和我。他是北师大毕业，要下去。我是在中央机关工作了几年，我也要下去，我们俩是不谋而合。刘源当时去了河南。走之前也参加了好几个聚会。许多人对我们的选择不理解，问我怎么现在还下去?当时在我们这一批人中有一种从红土地、黑土地、黄土地、绿草原上终于回来了的感觉，有些人认为“文革”吃够了苦头，现在不能再亏了；还有一些人存在着要求“补偿”的心理，寻求及时行乐，我对他们的不解感到悲哀。古时候“十年寒窗，一举成名”，中个进士，谋个外放，千里万里他都去。像古时写《三言》的那个冯梦龙，到福建寿宁任知县时都快50岁了。那时候怎么去的寿宁？万重山啊！我们现在还不如古时候的士大夫。更可怜的是，我们的活动范围半径不过50公里，离不开北京，不愿意出去把北京的户口丢了。我说，我们要出来当年老一辈出去，是慷慨激昂。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中“上山下乡”，是迫不得已。但在这种不得已里头，使我们学到、体会到了很多的东西。现在一切都好了，那些禁锢我们的“左”的东西都解除了，我们更要去奋斗、努力，好好干一番事业。

　　古人郑板桥有首咏竹石的名诗：“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管尔东西南北风。”我想将之改几个字，作为我上山下乡的最深刻体会：深入基层不放松，立根原在群众中；千磨万击还坚劲，管尔东西南北风。基层离群众最近，最能磨炼人。7年上山下乡的经历使我获益匪浅，同群众结下了较深的情谊，为成长进步打下了比较好的基础。所以，对再下基层是充满信心的就义无返顾地下去了。尽管会有很多的坎坷，每天都在经历着挑战和习验，除非身体不行了，除非不让干了，只要没有这两种情况，我都会坚定不移地走下去。至于最后大家对我认可到什么程度，后人自有评说，我自己并不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