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疑，企业的权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未经公众选举的人越来越多地控制我们的日常生活—从娱乐、能源供应到学校、铁路和邮政服务。与此同时，技术创新的速度超越了立法，这意味着企业活动经常进入看似缺乏监管的灰色地带。

　　但对此形成制衡的是民众现在拥有能力和机会确保企业行为不会失控。他们的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也更清楚企业如何运作。当他们认为企业行为越界时，他们会比过去更加坦率和积极主动。公众越来越多地成为企业和行业的良知，提出尖锐的问题并要求他们负责。

　　过去几年来，社交媒体、公共发布平台和在线视频共享等有效的群体行为手段，赋予了人们更多的话语权。随着民众越来越熟练地发起抵制、收回投资、游说立法并发起社交媒体攻势，他们越来越多地影响企业的经营和战略决策，从而构成了对今天庞大的私人权力的制衡因素。

　　这对于某些企业不亚于晴天霹雳。以2010年墨西哥湾石油泄漏事件中的英国石油企业BP为例。BP漏油事件是企业被迫与社交媒体博弈—也是民众意识到其掌握的工具力量之大的首个实例。BP像当时多数企业一样习惯于通过传统的沟通模式（比方说向精心挑选的部分记者发布消息、发布措辞准确的新闻公告等）与传统的掌权者（白宫、克里姆林宫等等）进行沟通。

　　墨西哥湾漏油事件改变了这一切。人们为应对突发事件而团结起来，在Facebook上表达心声。Facebook上进行着庞大的对话，BP既没有参与，也无法通过传统沟通管理方式来控制对话内容。

　　从那以后，这样的直接行动出现了显著的增加。社交媒体以直接、不受约束的方式传递想法。只需共享一纸文件、一张图片或一段视频，突然间某个秘密或费尽心机隐藏的事件就大白于天下。虽然错误或虚假信息的传播速度不亚于真实信息，但修正也同样迅速。

　　对于今天的年轻人来说，将社交媒体用作行为工具几乎已成为他们的第二天性。他们能熟练地利用YouTube、Twitter、Facebook和Reddit进行交流，围绕某个想法、事件或异议创建小规模讨论组，并将其发展成为大规模运动。年龄稍大的人也不甘落后。

　　随着企业实力的上升，让企业对公众负责变得越来越重要。为了同时影响高管和普通员工，问责的范围必须扩大。企业的董事会成员也须让公众了解，他们是否有能力让企业高管负起责任来。

　　随之而来的将会是“质疑”文化—质疑的问题包括企业的运营方式和机构行为是否合乎道德。任何人可以对任何事提出质疑，如果其他人也认为某个问题有趣或者重要，质疑范围就会扩大—而且不仅仅局限于小团体或专家组，而是涉及面更广，甚至遍及全球。

　　这一趋势彻底改变了激进主义和集体行为。由此还形成了新的联盟—因此像卡尔·伊坎（Carl Icahn，有“企业狙击手”之称的华尔街投资者）这样的“激进投资者”（指以获取股票价格波动产生的价差收益为目的的投资者）在推特上发表观点，会引发市场响应。同样，在其他情况下有可能将激进投资者视为天敌的人可能会赞同他们的立场，比方说关注高管薪酬或企业的社会责任。

　　激进投资者可以发表公开信，虽然他们的观点无法登上主流媒体，但可能在推特或Reddit上疯狂传播。这往往足以引起董事会和执行委员会的重视。

　　接受新现实、将其视为机遇、抵制住操控或逃避倾向的企业领导者，将拥有竞争优势。他们不会借见面之机操纵当地民众，而是聆听他们的诉求。他们的第一反应不是找到如何利用现代直接沟通工具说服客户、员工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同意他们的想法和做法，相反，他们会切实做出改变，并因此获得好处。

　　企业生产汽车、电话、孩子们的课本，并越来越多地控制世界各地民众的命运和日常生活。这种控制不仅限于企业产品的使用者，还包括他们的员工和他们所在社区的生活。如果企业不重视随之而来的责任，人们一定会挺身而出去提醒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