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界政治格局的演变趋势来看，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无疑是世界步入政治“新生态”的重要标志。危机的爆发使西方国家现有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的种种深刻矛盾与缺陷暴露无遗。危机之后这些年，西方世界出现的政治对抗、金钱政治、决策不畅等政治颓势更使得西方制度的政治能力和民主成色大打折扣。相比之下，30多年来中国以其迅速崛起的经济实力、稳定的政局和高效的治理能力，大大提升了其在世界政治舞台的政治影响力，已经成为全球和地区秩序塑造中的重要一极。在当前东西方权力格局正在酝酿深刻变革的大背景下，我们应基于中国发展的经济和政治经验，树立自主意识，深入挖掘并彰显中国的政治发展力与竞争力，适时推动和引导包括“民主化”研究在内的国际政治议程的转向。

　　一、“政治西方”的颓势与民主“一元论”的式微

　　实际上，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不仅引爆了西方世界积聚多年的“金融泡沫”，同时也深刻地暴露了资本主义的政治弊病，戳破了西方世界长期以来引以为傲的种种所谓民主“神话”与政治“泡沫”。伴随着“后金融危机”时代世界政治格局中东西力量对比的变化，“政治西方”颓势渐显的大趋势也正在不断被历史的发展所证实。2013年1月13日，德国《世界报》刊发文章指出，到2013年，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总量将首次降至世界经济总量的一半。而在此之前的近两三百年间，由少数欧美发达国家组成的西方世界一直雄霸全球。德国的《文学和社会的批评》杂志2013年第1期也推出了题为《西方黄金时代已去》的文章。文章指出，历史上西方世界是相对于亚洲、中东和非洲等地的概念，不仅是一种发达经济和生活的象征，也代表着一种政治和经济模式。在“冷战”时期，西方又是共产主义的对立面。自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西方逐渐占据世界主导地位。到19世纪中叶，西方已经成为国际上的统治者。近两百年是西方大跃进的时代，无论在经济、文化，还是政治、科学方面，西方在所有领域都是领先者。但2013年前后，世界再次返回“正常状态”：只占世界人口15％左右的西方，将重新把权力交给约占世界人口85％的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文章最后提出，西方如何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找到新的位置，将是一个新的问题。总之，西方世界在全球格局中相对位置的下降无疑是一个标志性的历史事件，在近两三百年从未有过的“大变局”中，世界政治的“新生态”正呼之欲出。

　　在“政治西方”显露颓势的同时，“民主”这一西方世界借以主导国际政治议程与话语权的核心武器也正在不断走向式微。冷战结束20多年来，“民主”一直是国际政治中的热门话题。凭借对“民主”话语的垄断，西方战略家将其包装成全人类的“普世价值”和全球性的政治标准。20多年前，柏林墙的倒塌等一系列事件宣告了“冷战”时代的结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取得了政治、军事和思想等方面的全面“胜利”。日裔美籍学者福山随即发表言论，宣称“人类历史至此终结”，国际上意识形态的争论自此盖棺定论，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将一统世界。在福山颇具“使命感”的宣告中，对西式民主“一元论”的肯定与推崇显露无疑。而在当今西方世界的主流意识形态中，“民主”也已经被毋庸置疑、天经地义地定义为通过举行“自由、公平、定期的选举”来选拔和确立政治领导人。从源头上看，这种以“竞争性选举”为核心要素的民主理论主要来自熊彼特关于“精英民主”的论述。时至今日，经过西方几代理论家的不断发展与完善，这种“一元论”式的民主理论及其制度已经被提炼成“民主”的唯一真谛，甚至已经被包装成一种政治宗教，以“政治圣经和基本软件”的形式，成为通过“软实力”影响和操纵他国的“利器”。然而，随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对外“推销民主”战略的受挫，“颜色革命”泛起的“民主”泡沫一个个破灭，“阿拉伯之春”在经历了初期的喧嚣之后便迅速演变成“阿拉伯之冬”。在经历了无数由“民主”所带来的困惑甚至血与火的洗礼之后，人们不得不重新对民主问题以及以西式自由民主模式为标准来观察衡量世界的思维模式进行反思。

　　二、对战后世界政治中民主与发展悖论的反思

　　二战结束后，伴随着殖民主义的最终崩溃，广大被殖民国家纷纷走上独立探索本国发展之路。在世界范围内，当年托克维尔所预言的民主化浪潮蔚然成风的日子看似已经到来。对于这一现象，一位西方学者曾不无兴奋地指出：“民主的观念和信仰比人类历史上的任何时候都要深入人心，发扬光大。的确，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尤其是在政治积极分子和政治精英中间，反民主的意识形态黯然失色。”然而，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在那些经历过轰轰烈烈的民主化运动的大部分国家和地区，西式自由民主并未落地生根，盲目的民主化不仅未能解决社会固有的一系列积弊，反而加剧了国家治理能力的衰退，严重影响了经济的正常发展，并最终导致政局动荡、社会失序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幅下降。

　　回顾战后世界民主化的历史进程，我们不难发现，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内部，民主已经被严重地“异化”甚至“神化”，失去了其本来的面目。因此，在当今复杂的国际政治环境下，我们有必要从思想和认识上澄清笼罩在民主问题上的迷雾，破除不切实际的“自由、民主”神话，树立正确的民主价值观和科学的民主发展观，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发展特点的政治发展和民主道路。

　　民主是成长的，多样的，具体的，现实的，历史的。近年来发生的西方国家的债务金融危机进一步暴露了“西式政治模式”的缺陷，国际思想界开始将视角转向政治制度与政治道路的比较与适应上来。因此，无论是在民主化比较研究中，还是在勾画未来政治选择与国家治理研究中，都需要转变“话语范式”。

　　1.强调民主发展的民族性和主权性。世界各国情况和文化的多样性，决定了民主发展道路的多元性和形式的多样性。因地制宜的民主形式才富有生命力，外部强加的民主模式往往只能是华而不实的“自由外衣”。民主不能强力输出，完全照搬他国的民主模式是有害的。民主建设必须立足本国的历史，必须与国情和文化相结合。各国的政治发展道路只能根据本国的历史文化传统来确定，而不应将一国的模式强行推销给他国。冷战后大量国际案例表明，鼓吹所谓民主万能论、民主速成论、民主不战论、民主和平论、民主同盟、自由之弧、民主至上论、民主救世说、西方民主普世说等说教站不住脚。

　　2.强调民主发展的历史性和具体性。人类政治发展史表明，民主化是一个长期、复杂的发展过程，民主必须是因地制宜的，要符合社会政治进程和经济社会发展程度。民主应是具体的，单一的民主化并不是一剂包治百病的救世良方。民主的发展，不能只凭人们的良好愿望，脱离国情盲目发展；更不能脱离民主赖以存在的实践基础，照搬别国模式。民主政治建设，最根本的是要正确处理好民主与生产力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与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相适应，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

　　3.强调民主的成长性和阶段性。民主有其成长的现实阶段性，民主发展既要有长远的发展战略，又要有近期阶段性目标。民主政治建设是一个不断完善和发展的长期过程，不能急于求成，也不可能一蹴而就。民主有一个从不完善到逐步完善的发展过程。民主发展是有条件的，要受政治、经济、文化、历史传统、公民素质和人民政治生活习惯等制约，不能脱离社会的现实基础和客观条件。民主化进程应与经济、社会发展同步。民主的发展要有一定的“度”，要掌握好一定的“火候”，一定要为生产建设服务，民主的发展超过了限度，则会走向反面。实践表明，忽视民主成长性和阶段性的政治激进主义往往不会带来民主，反而造成政局动荡不宁。苏东国家的“政治休克疗法”带来的只会是国家解体、民族分裂和政治衰败。

　　4.强调民主与政治发展的关联性和差异性。几百年来，人类社会的民主进程充满了艰辛和曲折。英、美、法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民主制度虽相对完善，然而也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矛盾，打上了深深的“资本自由和金钱民主”的阶级烙印。民主是有阶级和有差异的。另一方面，政治发展是有序的，是一个统筹发展的系统工程，民主发展也有其成长的顺序和维度。应当正确处理政治民主、政治稳定和政治效率三者的关系。法治、稳定、经济发展与发展民主同等重要，不可偏废。

　　5.强调国际关系民主化，促进人类文明进步与全世界各民族的共同发展。国际政治中恃强凌弱，肆意干涉他国内政或垄断国际事务是当代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表现，已经成为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的主要障碍。宣扬“文明冲突论”、“新干涉主义”、“人权高于主权”、“新有限主权论”、“民主使命论”、“新民主殖民主义”、“新民主和平论”等都是对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挑战，不仅无益于世界民主进程，而且给世界和谐带来严重威胁。动辄以“民主、自由”划线，甚至打造“民主同盟”，是在唤起“新冷战”。而打着民主旗号，不惜诉诸武力，对他国进行“民主改造”，则是在破坏国际关系民主化，其目的是妄图缔造新的“超级强权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