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学受到社会变化影响最大也最显著的是禅宗。禅宗孕育于南北朝后期，至唐王朝才被正式承认；五代以来，几乎成了中国佛教的代词，当代西方认识的中国宗教，也多指“禅佛教”。从胡适以来，介绍和研究禅宗的海内外论著，不胜枚举。而能够指出它的社会根源及其史实依据的，首属先生。先生指出，四祖道信于黄梅定居三十年，聚徒五百人，用自给自足的方法解决生活问题，“这一点，自然和当时的社会情况有关系”，即南北朝至于隋唐时期“可耕地不够分配”，使大批失去土地的农民流离失所，不得不以禅僧名义逃入深山，开荒自给，于是就产生了这样教诫：“努力勤作为根本”，“能作三五年，得一口食疗饥疮，即闭门坐”。此中的“作”是指生产劳动，并制度化为“上下均力”的“普请”。这种生活方式和修持方式，彻底改变了佛教的传统，形成了特殊的禅宗风骨，以及带有向往自由、平等和批判色彩的学说。先生的这一发现和论述，对于清理一直笼罩在禅宗身上的种种迷雾，起了决定性作用。

5）《佛学基本问题》与先生佛学思想的最后总结

纵观先生的佛学研究之路，从“佛学”、“内学”、“心学”、“人学”的立论到强调“我”对社会的责任，由精神世界的“转依”落实到客观环境的“变革”，是一条比较清楚的思想线索。将这条线索系统化、理论化了的，则是《佛学基本问题》的三篇论文。

a）基本问题之一是《正觉与出离》，回答“佛家对于人生趋向有怎样的看法和主张”，这涉及佛家的人生观问题。

先生首先提出，什么是人生问题？简单说，人生不都是如意的，会产生各种痛苦：如何避免和克服这些痛苦并转向幸福快乐，这就是人生问题。那么，人为什么会产生痛苦？先生的回答是：在于主观与客观的矛盾：

“在全人类的社会问题未得彻底解决之前，人生的需求会时常跟环境不合适而发生种种痛苦”。

首先，“需求”同“环境”不合适的矛盾，是“全人类社会问题未得彻底解决之前”的常态，潜台词是，要彻底解决人生的痛苦问题，必须全人类的社会问题得到彻底的解决。怎样才能达到“彻底的解决”？先生从人生过程进行分析，认为横在人生面前的有两条完全相反的路线：一曰“流转”，一曰“还灭”。一般人不了解痛苦产生的原因，“只是随波逐流，一听环境的安排”，此即谓之“流转”。如果“对流转的生活取相反的趋势，并还有破坏它、变革它的意义，所以谓之‘还灭’”。“流转”属于“世间”；“还灭”则是“出世”。此说似乎并不新颖，但先生却做了特别的界说：所谓“出世”，“并不是整个的现实世界，而只是属于世间即所应破坏、变革的一切污染、不善的部分”，而不是弃离世间。所谓染污、不善部分，有属于人生的，有属于环境的，也就是人与社会。因此“破坏”和“变革”的那些染污和不善，并不囿于个人的思想行为，而且包括人所处社会的整体——联系到先生撰写和讲授这些话语的历史背景，我认为，这是从佛学立场表达出对旧中国的厌恶和对中国革命的肯定，以及对涤荡着污泥浊水的新社会与新文化的喜悦和拥戴。

先生进一步指出，“人生要走向这个趋向，有待于一种自觉”，即“明白了这趋向的合理、当为”——“这个趋向”，指对染污不善部分的破坏和变革，亦即“还灭”“出离”。但要走向这个趋向，必须明白这破坏和变革的合理性、正当性，

“有了（这种）觉悟之后，一切行为才可以归向这一目的，成就这一目的-----最后达到最完善的地步。如此佛家讲人生趋向，以正觉为究竟，而成就正觉的，则在于出离。”

据此，先生从新考察了佛家小乘和大乘“两个迥异的系统”，并严厉地批评小乘学说：“以为人生欠缺、痛苦的原因，即在人生的本质上”，提出的“出离世间，竟是捨离世间。本来要对人生有所改善，反而取消了人生”。对于大乘系统，则分别评述了般若中观系统和瑜伽唯识系统，以为前者用“法性本寂”解决了世间与出世的对立问题，指明“不是离开世间而有出世，却是得着世间的实际，依着世间实际而践行，谓之出世”，是谓“即世而出世”。此说进一步发展，是“按实际而行，和道理相应，成为瑜伽行”。如何按实际而行，和道理相应？瑜伽唯识系提出一系列范畴加以发挥，其中最重要的是“转依”。用“转依”作为“解脱的代替语”，更显得意义积极：在回答“正觉与出离”问题时，就由“即世而出世”提升为“转世而出世”——于是“转依”的“转”就增添了对社会进行改革、改造的涵义。

b）人生趋向问题的解决，有赖对客观世界的正确认识，此乃《基本问题》之二《缘起与实相》要回答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