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法与说法》（全4册） 李瑞环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大公网4月12日讯 原国家政协主席李瑞环2013年3月在全国人大、政协“两会”闭幕后，出版了一套名为《看法与说法》的四卷本著作。著作的出版相当低调，甚至未引起媒体关注，但近日中国报章、网站争相推荐、节录。有观点认为这显示李瑞环出书大有深意，其中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诸多论断，与习近平、李克强主政后的政策理念相辅相成。对于维稳，李瑞环在其书中称：“金钱加饥饿是很难稳住社会的，不能迷信高压政策和紧急手段。”

中共第三代领导人江泽民、李鹏、李瑞环等退休后都打破常规，不时出版个人著作。2012年12月，《绿竹神气——中国一百首咏竹古诗词精选》（彭镇华、江泽慧著）一书的首发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还有两名中共政治局委员刘延东、刘奇葆捧场。

而李瑞环《看法与说法》的发行并未举行仪式，只有中国的个别媒体发布了新书上架发售消息。但一如李瑞环近年出版的三本书《学哲学用哲学》、《辩证法随谈》和《务实求理》，据说是自费购买的多，书中不少精辟论述近日更被报章、网站广泛引用。

对于维稳问题，李瑞环说：“金钱加饥饿是很难稳住社会的，不能迷信高压政策和紧急手段。”对于政改，他说：“我们不是民主太多，而是不太会搞。”对于民意，他说：“群众最可敬，群众最可爱，群众最可怜，群众最可畏。”

有分析称，李瑞环用大众化的语言表述其政治见解，对习、李显然具辅政作用。习近平主政后的口号之一是“实干兴邦、空谈误国”，而李瑞环是这样批评高官的空谈：“他们习惯于坐在屋子里，豪言壮语，气吞山河，听起来似乎决心很大，道理很多，但只有唱功，没有做功，嘴行千里，屁股在屋里。”

附：李瑞环《看法与说法》部分摘录

稳定的程度就是多数人承受的程度。

我们要随时研究新情况、新问题，注意按照邓小平关于尽可能团结大多数人的思想观察一切，深化改革。我们这几年反复讲，要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把握好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稳定的程度。稳定的程度是什么？实在地说，就是广大人民群众承受的程度。我曾说过，改革应坚持两大原则，叫群众总体受益原则和总体承受能力原则。多数人受益就应当办，多数人受损就不能办；多数人承受得了就可以办，多数人承受不了就不能办。——《在〈邓小平新时期统一战线理论学习纲要〉出版座谈会上的讲话》(1998年12月21日)

金钱加饥饿是很难稳住社会的，不能迷信高压政策和紧急手段。

劳动用工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现在的难题是，如果提高劳动生产率，人员就富余，而如果大量多余劳动力不能得到妥善安排、疏解，没有必要的生存条件，就会造成社会不稳，人民就不能正常地生产、生活，一切也就无从谈起。我们搞改革，目的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因此，要十分注意调动职工的积极性，不能过分强调“危机感”，不允许使大多数人都感到危机。“危机感”强调过分，也有背于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人们多年向往的是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怎么能够一下子都搞成人人自危了呢？真要是造成一支失业大军怎么得了？要“先挖渠后放水”，也就是要先找出路再减人，哪个厂裁下人来，哪个厂就必须就地消化掉。金钱加饥饿是很难稳住社会的，不能迷信高压政策和紧急手段，这个分寸一定要掌握好。——《谈当前改革中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1989年1月5日）

在一个大的改革步骤出台以后，有必要拿出一段时间来进行巩固、消化、补充、完善。

对于改革，我们讲了三句话：第一，这是一场深刻的革命，难免有些不完善；第二，改革实际上是一次权力、利益的再分配，难免有些不公平；第三，改革是调整上层建筑的一个复杂的大型的系统工程，难免有些不协调。因而，在一个大的改革步骤出台以后，有必要拿出一段时间来进行巩固、消化、补充、完善。——《同全国第四期市长研究班学员座谈时的讲话》（1986年1月9日）

在改革过程中，我们始终注意到渐进性、同步性，有时在某些方面也有迂回性。

社会主义国家不进行改革不行。中国在实行改革开放之前，领导人能力不能说不强，人口比现在少得多，但那时没有现在这种景象。过去我们每月二两肉票，一年十几尺布票，电视机几乎没有。说实话，过去我们会见外宾时穿的衣服都是借的。之所以有现在这样大的变化，是十年改革的结果，是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优越性集中的反映。在怎样进行改革的问题上，我们也有过曲折，甚至出过毛病，但我们及时总结经验，尽可能使改革少走弯路。我们的改革是在党的领导下，为了把国家建设得更好，让人民生活得更好，使社会主义制度得到完善。这是我们进行改革的目的，是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首先应该进行的是经济体制改革。因为社会主义国家中人民之所以要求改革，首先是因为经济方面有问题，如经济效益低、人民生活长期不能改善等。改革应同人民群众的工作和生活密切联系，使他们从改革中得到实惠，生活有明显改善，这样他们对改革就会关心和支持，改革就有了广泛的社会基础。我们到基层与工人农民群众谈，对他们说，你们可别放弃改革。群众说，我们从来不想放弃改革，倒担心你们头头们放弃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我们认为也是非常重要的，政治体制改革更敏感，必须谨慎，必须与经济体制改革结合。不论政治改革还是经济改革，都不可能太快。在改革过程中，我们始终注意到渐进性、同步性，有时在某些方面也有迂回性。——《会见苏联〈共产党人〉杂志代表团时的谈话》（1990年10月30日)